在倪鵬飛看來，三重人口流出的壓力也是城市人口流出的三重原因。其中，城市人口流出的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使然。從個體城市來看，它有生命周期，特別是一些資源城市，資源被開發完后，勢必出現城市人口的流出。另外，從空間格局的角度看，在城市化的初期，各個地方的人口分散聚集在一些小城鎮。在90年代，小城鎮的數量從2000個漲到2萬、甚至漲到3萬個。在過一段時間以后，人口開始向中等城市、大城市聚集。城市群、都市圈由中心向外擴散，正是大都市的“聚”才使得東北等區域出現了人口的流出或是說人口的收縮。針對這個趨勢，要順應規律，積極應對。

第二個原因是，公共資源的配置不均衡導致了人口的變化。倪鵬飛指出，現在我們的城市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方面，在一些縣級及以下城市的人口在流失；另一方面，很多的大中城市、超大城市，由于人口的過度聚集出現了“城市病”。“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服務或者叫公共產品的匹配、分布存在問題。城市行政級別越高，城市的行政權力越大，優質的公共資源可能就會布局到那里去。級別越低，優質的公共資源就更少。這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地級以下城市人口大量流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時也導致了超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出現了過度的聚集。”倪鵬飛說。

第三個原因是發展戰略層面的原因。“在過去，沿海地區由于改革開放，所以經濟增長非常快。在2003年實行土地財政開始以后，由于地方競爭特別激烈，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北方城市沒有條件通過與全球產業的對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那它怎么辦呢？一些城市采取的是通過城市化、土地開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很顯然，這一模式難以持續，這就導致了今天一些地區人口的流失，這個趨勢還會加強。”倪鵬飛說。

那么，應對城市人口的流失或者收縮，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倪鵬飛給出了三方面的建議：第一，順應經濟規律。“對于一些因經濟發展規律出現人口流失的城市或者區域，可以學習西方過去一些已經成功的經驗，發展緊湊型城市。同時要提高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營商環境等公共產品的質量。要創造差異化的公共產品，來支撐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因為只有發展產業，才能夠應對緊湊型的城市的發展，滿足當地留守人口的福利。”倪鵬飛說。

第二，要調整公共產品的布局。“在疏解大城市的人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把優質的公共服務向外疏解，不僅向周邊疏解，而且要向縣城疏解。政府也一直在講，縣城也要完善基礎設施和商業服務體系等，尤其是大都市周邊的縣城、城鎮。只有這樣，既能夠阻止一些小城市過度地收縮，又能夠解決大城市的一些問題。”倪鵬飛說。

第三，針對一些城市出現的人口流失、債務攀升、住房過剩的問題，建議統籌化解城市收縮帶來的風險，把人口經濟、住房、債務等問題一起考慮，把流入城市和流出城市聯動起來進行考慮。“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土地指標的問題，現在一些城市已經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流出的問題，還給這些地方那么多指標嗎？顯然要減少這些地方的指標。減少指標一個很有效的辦法，不是無償減少，而是通過準市場的辦法進行有償地轉讓。人口流出地區土地指標轉出來給流入地區，流入地區給這些地方一筆轉讓費，從而緩解或者克服債務攀升的問題。還比如，環境方面的碳交易等，以及一些其他的公共產品都可以采取在空間上有償轉讓指標的辦法。”倪鵬飛建議。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