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調查發現，一些互聯網金融平臺在國家取締校園貸之后，仍悄悄從事該業務。在記者測試的平臺中，仍從事校園貸的占比超過42%。其中，某平臺向學生發放高利貸年化利率高達199.38%，該平臺還“發明”了變種砍頭息，借1000元，實際只得790元。

對非法校園貸的治理，相關監管部門出臺了不少針對性的措施，早在2016年8月，原銀監會就明確提出用“停、移、整、教、引”五字方針，整改校園貸問題。2017年9月，教育部明確表示“取締校園貸款業務，任何網絡貸款機構都不允許向在校大學生發放貸款”。“堵偏門”嚴厲打擊非法校園貸、高利貸、套路貸的同時是“開正門”。2017年6月，原銀監會、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貸規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勵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進一步針對大學生合理需求研發產品，提高對大學生的服務效率，補齊面向校園、面向大學生金融服務覆蓋不足的短板。

盡管近年來對非法校園貸的治理頗有成效，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法校園貸仍然以各種方式改頭換面、卷土重來。諸如各類打著回租貸、創業貸、求職貸等名義的不良校園貸不僅套路多、陷阱深、催債手段暴力，危害也更大。大學生輕易就可以拿到貸款，可一旦還不上利息或是滯納金，便會背負“滾雪球”似的還債壓力，遭遇暴力催款、人格侮辱等，被推至崩潰的邊緣。

需求催生著供給，當下大學生群體的消費觀念正在發生轉變。一項數據指出，2008年90后大學生的平均生活費僅498元，而2018年00后大學生平均生活費為2049元，是90后大學生的4倍。00后是成長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一代，其對網絡及手機、電腦、相機等各種數碼產品更加依賴。有消費的欲望，卻沒有消費的能力，便為各類校園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份報告顯示，90后使用消費貸款用于日常生活消費的人群超過五成，占比50.17%。另一方面，與正規的貸款服務相比，利用部分大學生群體著急用錢又缺乏金融常識，對利率不敏感等特點開展的非法校園貸可以牟取高額暴利。正是利益的誘惑，不斷刺激著網貸平臺逃避監管、鋌而走險，推出各種非法產品，滿足學生的信貸需求。這也是不良校園貸層出不窮、禁而不絕的根源所在。

大學生處于學生身份向社會人士身份轉變的時期，消費需求強烈而金融知識和消費觀不成熟。所以，各類令人匪夷所思的非法校園貸產品也能找到用戶。因此，幫助大學生群體形成科學合理的消費觀念，克服貪婪、虛榮、攀比等心態，并掌握識別各類套路貸、陷阱貸的能力是從源頭上遏制校園貸亂象的要求。高校以及監管部門要加強金融常識的宣傳和教育，將正規銀行金融機構校園貸與非法網貸平臺校園貸的特點、區別、帶來的后果向在校大學生進行廣泛宣傳。家長也要多關心孩子，保持與孩子的溝通，了解孩子的正常需求，從而避免孩子掉入陷阱。

雖然各大銀行陸續推出了針對大學生的信用卡，但由于額度較小、門檻較高，難以滿足部分大學生的需求。因為利率較低，很難盈利，一些銀行系金融機構在向大學生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缺乏足夠的動力和積極性。與違規校園貸無所不用其極地宣傳和滲透相比，銀行在宣傳、推介其金融產品時的動力不足，不少大學生并不了解銀行推出的信用卡。這也影響了銀行推出的信用卡等金融產品在高校的落地。所以，加快發展針對大學生群體的正規金融服務，將大學生的合理金融消費需求盡可能滿足于銀行機構之內，壓縮非法校園貸的生存空間，也是防范大學生掉入金融陷阱的關鍵之舉。

應該認識到，對非法校園貸的打擊，不能有絲毫的松懈，非法校園貸并不會因為有了禁令而自動退出市場。必須時刻保持高壓打擊態勢，通過多部門的聯合監管，對存在違規發放校園貸的網貸平臺予以嚴厲處罰、取締，甚至追究網貸平臺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加大違規違法發放校園貸的成本。此外，還可以在民事上為校園貸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濟途徑，比如直接宣告交易無效，借款人員有權不支付非法校園貸的利息和其他借款成本。當違法成本提高，還有可能無利可圖時，非法校園貸的供給自然也會減少。(楊三喜)